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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源档案记忆1917-1945

发布日期: 2017-01-17 22:13 信息来源: 市国土局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辽源档案记忆1917-1945

  辽源市档案局(馆)

  2015年7月

  序言

  重温历史记忆 不忘砥砺前行

  辽源市档案局(馆)长 曾小娟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市档案局依据馆藏档案和资料,编写了《辽源档案记忆1917—1945》一书,这是辽源档案文化又一精品成果。

  爱国需知史,档卷蕴史尘。西安县(今辽源市)煤炭储量丰富,曾经是伊通、西丰、东丰、梨树、蒙江(今靖宇)、辉南、磐石、等周边各县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东丰县素有 “皇家鹿苑” 之美誉, 所以,从1917年至1945年,尤其是日伪时期,这里成为了日本侵略者进行疯狂经济掠夺的重灾区,也成为抗日斗争的焦点之一。

  历史之痛,警钟长鸣。《辽源档案记忆1917——1945》一书分为“屈辱篇”、“血泪篇”、“抗争篇”、“人物篇”、“附录”五部分,记录内容虽只是那个年代的一部分,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那段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以及一个城市的伤痛;不难看到日本侵略者对西安煤矿的血腥统治,以及给矿工和家属带来的深重灾难;不难看到不甘当亡国奴的先辈们不屈的呐喊,以及用鲜血和生命进行的奋勇抗争。

  勿忘国耻,彰显辽源精神。我们编写此书,不是要咀嚼屈辱与苦难,而是为了挖掘和保护那段真实的历史;不是要延续历史和仇恨,而是为了提醒人们莫忘国耻,增强人们爱党爱国意识;旨在让人们了解革命先辈为抗击外来侵略、为祖国独立和解放献身的壮烈业绩,以此传承辽源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知我辽源、爱我辽源、兴我辽源的极大热情。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更高层次和起点上推进辽源转型发展,为建设幸福辽源、美丽辽源、和谐辽源而努力奋斗!

  2015年7月

  《辽源档案记忆1917—1945》编委会

  主 编:曾小娟

  副 主 编:赵恩玉 李文丽 李铁民

  责任编辑:耿 毅 隋锡超

  编 委:薛 可 韩雪峰 付亚权 孙丽娜 李文生

  王玉兰 张世杰 李 铮 崔国旗 孙宪龙

  佟 欣 张英军 薛永妍 赵 杰 张起铭

  陈 彤 王小乙 崔 浩 李建军 付淑芬

  关佳琛 刘兴云

  校 对:隋锡超 李桂芳

  目 录

  屈辱篇

  1. 日本帝国主义对西安县煤炭的觊觎 6

  2. 西安煤矿第一份丧权辱国的契约 10

  3. “日本窑”对西安县民族采矿业的排挤 13

  4.西安矿区沦陷经过 12

  5.河本大作与西安煤矿 17

  6.日本在东丰县设警始末 20

  7.留下西安县影像的日本记者松本丰三 26

  8.日伪时期的西安县公署 29

  9.日本侵略者对西安煤炭的疯狂掠夺 32

  10.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教习所 36

  11.日本侵略者对西安县经济垄断和掠夺 38

  12.东丰县的日本青森开拓团 44

  13.伪“满洲国”钱币 46

  14.日本侵略者在西安县的奴化教育 49

  15.西安县的日本小学 53

  16.西安县的日本神社 56

  17.民国以来西安县最黑暗的一天 59

  18.西安县的日本招魂碑 62

  19. 辽源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揭秘 64

  血泪篇

  1.西安县“北大营” 72

  2. 西安煤矿的满人病栋 74

  3.日本人在太平庄活埋中国人的真相 78

  4.赵家鹿场的兴衰 81

  5.“望魂桥”桥名的由来 84

  6. 牛世清工票 87

  7. 罪大恶极的“方家柜 ” 92

  8. 残害矿工的刽子手蔡九龄 97

  9. 西安煤矿劳工的招募 101

  10.西安煤矿最大一次矿难 104

  11. 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西安分会” 107

  12. 日伪时期西安煤矿矿工歌谣 110

  抗争篇

  1. 张作霖收回西安煤矿经营权 118

  2. 梅西铁路的修筑 121

  3. 西安县第一个党组织 124

  4. 早期党的组织中共横道河党支部 128

  5.东丰县抗日义勇红枪会的兴起与消亡 131

  6.西安煤矿第一次工人大罢工 134

  7. 杨靖宇与西安煤矿 136

  8. 西安区委抗日往事 140

  9. 东丰县委抗日工作队 143

  10. 西安煤矿工人的抗日斗争 146

  11. 西安煤矿工运记忆 149

  人物篇

  1.呈请取消日本开矿权第一人丘旷 155

  2. 西安煤矿特支发展的第一名党员张金 159

  3. 常永林举旗抗日 162

  4.宁死不屈的孟宪林 166

  5.民众抗日的领路人刘殿林 168

  6.投笔从戎驱倭寇的贾巢阁 171

  7.抗日豪杰白锡九 174

  8.魏治安二三事 176

  9. 解方与“天津事变” 180

  10. 抗日名将于权伸 183

  11.西安县最早的女共产党员赵明信 186

  12. 抗联女战士徐云卿 189

  13.抗日英豪连丕烈 192

  14.长春第一个党地下通讯站创建人张锦春 196

  [屈辱篇]

  1917年1月11日,“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与西安大同公司订立西安煤矿历史上第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合理契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辽源地区进行经济侵略的开始。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在经历长达28年漫长的岁月,日本侵略者在辽源这片土地上疯狂进行经济掠夺、扶持伪政府、建立日本开拓团、修建日本神社、建日本小学、设置二战高级战俘营等,让中国人蒙受了一次又一次屈辱,铭刻一段让人永世难忘的历史。

  日本帝国主义对西安县煤炭的觊觎

  辽源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十六日,《西安县警察事务所调查日本人勘探煤矿令》档案中,真实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将魔爪伸向西安(今辽源市)矿区的史实。

  1905年,日本取得了帝俄控制长春到大连段的权益和财产。1906年,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并设置调查部。满铁调查部的工作人员有日本人、中国人,也有朝鲜人。日本谍报人员中有许多所谓的“中国通”,有中国姓名,讲流利的汉语。

  1911年,西安县城北发现矿苗开采。1913年,旋即派员到西安矿区进行调查,搜集经济情报。同年12月25日,日本政友会议森恪召开第四十四次帝国议会,研究了“满铁”所属的大连煤矿扩大生产规模的议案,以及“满铁”对西安县煤矿的调查报告书。调查报告书认为,西安煤田蕴藏量丰富,煤质优良,而各商办公司纷纷竞争,处于混乱状态中,大有可乘之机,决定支持“满铁”计划,批准其以技术援助、中日合办、贷款等方式渗入西安县煤矿,进而攫取西安煤田的开采权与经营权。

  森恪是日本三井财团的要员,被日本政府称为“废私从公,努力于中国大陆开发事业的先觉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森恪决定同日本九州的安川财团合作,在原“高昌公司满洲矿山部”的基础上成立“东洋炭矿株式会社”。森恪等人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请求政府投资,以掌握西安煤田的开采权,独占煤炭资源,防止西安煤田在中国人手中发展起来。

  1917年1月11日,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与西安大同公司订立了西安煤矿历史上第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合理契约,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对西安煤矿进行经济侵略的开始。继西安公司(原大同公司)之后,有健元、健兆、泰信三家煤矿公司相继与日方订立合办契约。至1918年末,西安矿区已有4家公司与日方先后订立了屈辱契约。

  东洋炭矿株式会社收买西安各商办公司的同时,日本九州安川财团所属的明治矿业株式会社也将注意力投向西安矿区,认为矿区与日方订立契约带来的潜力巨大。1918年初,派出该会社的技师大津盛吉和明治专门学校教授加藤武夫来到西安着手进行调查,筹划争夺矿权。1918年9月,安川财团头目安川敬一郎与东洋炭矿株式会社谈判,在东京签订协议,将其在西安的矿权全部收买。安川财团出资现洋50万元购买现有的股份、设备等,然后再扩大投资现洋100万元(先期支付35万元),成立满洲采炭株式会社,重新开始地质普查,并确定以宝兴公司为中心,有计划地在西安矿区进行全面的开发建设。

  西安煤矿第一份丧权辱国的契约

  据康德八年(1941年)十二月,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出版的《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记载:“民国六年(1917年),东洋炭矿株式会社着手开发炭田,设立西安公司、富国公司,与大同公司缔结合办契约及借款契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胶州湾,进而提出“二十一条”,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各界爱国人士迅即掀起反日风潮,而日本帝国主义随之改变策略,正式以投资、合办的方式进入西安县(今辽源)矿区。

  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入西安县矿区后,经营采矿业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阵营迅速分化,有的仍坚持发展民族采矿业,有的则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羽翼庇护下的洋奴、买办。

  1917年1月11日,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与西安大同公司订立了《采掘承包契约书》,其全文如下:

  采掘承包契约书

  中日合办西安煤矿有限公司中国代表王振邦、日本代表浅田龟吉,于民国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附民国官宪存案的奉天省西安县城北半截河子煤矿煤炭采掘,经浅田龟吉(以下称乙方)承包,并双方同意缔结下列契约:

  第一条 本契约盖印后,甲方须附带奉天省西安县城北半截河煤矿矿区图,并将矿区内煤炭的采掘运输等一切业务划给乙方承包:采掘运输等一切设施的必要经费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得缔结与本契约以外其它与此相抵触一切契约。

  第二条 甲方对前条包价,须以采掘煤量的百分之八十交付乙方,其余百分之二十内付给丙方五(每百吨五吨)、丁方十五。

  第三条 乙方根据本契约的承包业务发生损失变灾等,除非常场合,不得作前条以外的请求。丙方在矿区内自己的所有土地以三百七十亩为矿业用地,免费任由乙方使用。

  第四条 本契约以合办契约的存续为期限,同契约延长时本契约亦同样延长。

  第五条 本契约结束时,土地及坑洞任甲方处理,机械、建筑物及其他一切设备归乙方。

  第六条 本契约以日中两文各三份,一份报奉天日本总领事馆存案,甲乙方各保存一份,有误解时以日文本为依据。

  日方代表:浅田龟吉

  中方代表: 王振邦(土地所有权者)

  连署人:蓝志峰(旧试掘权者)

  采掘承包人:浅田龟吉

  民国六年一月十一日

  自该约生效之日起,大同公司改称西安公司。

  东洋炭矿株式会社与西安大同公司订立的《采掘承包契约书》,是西安煤矿历史上第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合理契约,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对西安煤矿进行经济侵略的开始。“日本窑”的合办契约要点为:第一,资本由社会投入;第二,投资以外的所需资金由日方借款;第三,从公司纯利润中提取10%支付借款利息,其余提10%偿还投资借款,剩余部分按中国方面30%、日本方面70%分配;第四,中国方面如欲与第三者缔结任何契约,必须取得日本方面的同意。由上可知,这种“合办”,实际上只是一种名义,日方的权力至上,中国方面已沦为日方指令的无条件服从者。这个契约,在1918年12月27日有日本驻铁岭领事馆确认生效,嗣后根据1924年9月颁布的《中华民国矿业条例》,又向奉天省政府提供了合同草案,规定损益均由双方折半处理。

  契约成立后,签约当月的三十一日止,日方直接投资即达5.4万余元,立即开始进行全面地质钻探,由原来的256,021平方米增加到1010,924平方米,查清了贮量与地质构造。不久,日方又增加投资1.66万余元,用于附设投资,除建有141平方米建筑物外,还购置手动式钻机等设备。

  “日本窑”对西安县民族采矿业的排挤

  有雄厚资本的“日本窑”,在日本政府与军界的支持下,从政治、经营、劳工、技术、设备上不断巩固自身实力,采取步步紧逼、处处主动进攻的方式,极力排挤中国民族采矿业,企图垄断西安(今辽源市)煤田。

  日本资本侵入西安矿区后,订立了一系列契约,这些契约使我国进一步丧失主权。首先,日方可以无偿使用矿区土地,并在签约后不断向周围扩张,大大超出契约规定的范围。其次,契约虽由日中两国文字写成,但日方总是曲解条文内容,而契约中又规定“如有误解时以日文本为依据”,所以中国民族资本家和窑工倍受歧视,有苦难言。

  矿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基本权利之一,矿产资源是不容外国任意掠夺的。但是,在西安矿区签订的这些契约,既未呈请中国政府批准,又不送中国政府备案,而是将文本送交日本领事馆保存,这就是露骨的侵略行径,是对中国政府和主权的极大蔑视。订约时,中华民国的第一部《矿产法》已经颁布执行,中国的这部分民族资本家竟然置国家法度于不顾,为一己私利,公然欺骗本国政府,已构成勾结外国势力出卖中国主权行径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些人已蜕变为卖国者。

  在经济实力的竞争上,日方亦占绝对优势。“明治矿”( 也称“日本窑”)主要指泰信、健元、健兆三公司。泰信公司的中方代表人是邹立贤,日方名义人守田辰得,矿区面积4297.5亩,公认资本现洋10万元。健元公司中方代表人为杨魁元,日方名义人松本健次郎,矿区面积1711.9亩,资本现洋4万元。健兆公司中方代表梁兆藩,日方名义人松本健次郎,矿区面积3662.8亩,资本现洋8万元。未与日方订立契约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经营的几家公司,最多资本为现洋2至现洋3万元,矿区面积均不超过千亩。

  满洲采炭株式会社在西安矿区站稳脚跟之后,逐渐强化经营管理,充分发挥资本垄断作用,通过协议将在西安煤矿的开发经营权完全转让给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日方采用先进技术与先进设备进行采掘,露天开采使用掘土机,运输提升使用新式矿车,并从日本本土招募掌握新技术的技师予以技术指导,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不仅“明治矿”,凡是与日方订立契约的各公司,如大同、富国等均有日本技师工作,其技术规程对中方严密封锁,形成技术垄断。日方把生产的大量煤炭用汽车、马车,运至四平装火车,再发往南满铁路范围内销售,或由大连装船从海路运往日本本土。而中国民族资本家经营的华窑,无论在运输与销售上均无法与之抗争。

  在招用工人方面,华窑由于效率低,销售的竞争力亦低,故工人的工资也相应低下,并且常常拖欠。而日本窑为了争夺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又处于实现垄断的需要,便用明显高于华窑的工资来吸引劳动力,致使华窑在劳工方面受到排挤,生产更加不景气。

  在地质方面,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年),明治矿业株式会社统一进行钻探勘测和拟定生产计划,打了六十多个钻孔,绘制出详尽的地质图,做了较全面的技术与经济分析。截至“九•一八”事变,日本方面八次向其政府提出地质报告书。一是大正二年(1913年)十二月的《奉天省西安县大疙瘩炭田调查文件》;二是大正三年(1914年)四月的《大疙瘩炭田地质调查报告书》;三是大正八年(1919年)九月的《奉天省西安县大疙瘩炭田并鸭子圈及四道沟炭田调查报告文件》;四是大正九年(1920年)三月的《西安县大疙瘩炭田调查报告》;五是大正十四年(1925年)五月的《大疙瘩炭田调查报告文件》;六是昭和三年(1928年)七月的《西安炭田勘探资料》;七是昭和四年(1929年)十一月的《西安炭田调查报告》;八是昭和六年(1931年)的《西安炭田手掘、金刚石勘探蓝图》。从以上的调查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早在1931年9月18日武装侵占东北以前,日本人就已掌握了西安煤田的地质资料。而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则不占有这些资料,不了解地质、矿床结构情况,也就无法科学地进行合理采掘,只能停留在寻找露头、采到哪儿算哪儿的原始落后状态,在与日本窑的竞争上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

  至此,日本资本由渗入到操纵西安矿区的经济命脉,再到掌握经营大权,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即已完成,从而西安矿区的民族采矿业进一步陷入困境。由于日本窑对华窑采取种种排挤手段,使西安矿区进一步丧失主权,日资进一步垄断了西安采矿业。

  西安矿区沦陷经过

  1931年12月27日,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东北发起全面武装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可在康德八年(1941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出版的《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中却美化说:“奏凯歌和平接收西安。”

  1931年9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召见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让其带人“接收”西安煤矿。接收前夕,关东军军部派出河本大作等9人分别去原东北矿务局、沈阳中央法院、实业厅等搜集有关资料,为“接收”西安煤矿做前期准备。

  1931年12月4日,河本大作、山本庆治等11人为“接收”委员,又有其随行武装人员9人,由沈阳乘火车于傍晚到达西安县火车站。在火车站广场的欢迎仪式上,西安市民和矿工高喊:“王八蛋,东洋鬼子﹗”“打死他,日本人﹗”河本大作惊慌失措,急忙来到矿山事务所。6日上午,河本大作等人在西安县公安队的保护下到矿区联系“接收”事宜。当时,原西安煤矿总办王钧豪携带细软出逃,矿长傅宝锐避而不出,部分股东代表与河本进行谈判,股东们拒绝交涉。

  7日,河本大作等人又与县商务会长王擢、县财务局长曲海宇、县农会副干事马荆山、沈海铁路护警头目,以及于芷山派来的翻译冯继光等人进行协商。但由于在煤矿经营及任职等问题上未能与股东们取得一致意见,所以“接收”工作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河本大作返回沈阳,准备凭借武力进行“接收”。12月9日,河本大作带领随员返回沈阳,路过山城镇,下车前往东边道保安司令部拜访于芷山,争取对“接收”西安煤矿给予支持。

  于芷山,生于1879年,原名于世文,字澜波,号芷山,辽宁省台安县黄沙坨子村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在杜立三处从匪。1903年到奉天投效清廷,历任正兵、什长、哨长等职。1912年9月任步兵排长,后任辽中县河防营上尉副官。1914年4月入奉天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水上警察局局长。1917年任水上警察总局局长。1920年任步兵上校团长,不久将扩编为旅,任少将旅长。后升任师长兼张作霖侍从武官长。1927年10月任东北军第30军军长。1928年调任东边道镇守使。

  东边道管辖东边道通化、海龙、柳河、辉南、西安(今辽源)、东丰、西丰、清原、开原等23个县,拥有四千多名士兵,加上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算是颇有实力的军阀之一。事变前,他与汉奸张海鹏、张景惠关系密切,被视为“满洲独立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月27日,汉奸张景惠在黑龙江省宣布成立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9月28日,吉林省长熙洽发表声明,宣布断绝与南京政府的关系,抢先在东北宣告“独立”。 于芷山则以警备东边道为借口,保存实力,静观两军战况,保持所谓“独立”。所以,事变以后不久,关东军曾派一个叫大矢的人到山城镇对其进行拉拢,开始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到10月5日,于芷山看到形势恶化,便与岛本第二大队签订了契约,答应负责保护东边道境内“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 10月25日,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宣布:“建立满洲独立国家,拥护宣统皇帝主政;维护东边道治安;绝对保护日本人生命安全。”在于芷山的威胁和蛊惑下,东边道23个县政府及军队、警察、自卫团、公安队一齐投降日本,并以“治安维持会”取代了县政府,将东边道镇守使署改为“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 于芷山任“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总司令。

  当时,河本大作还不知道全部内情,但从于芷山对日本浪人所采取的纵容态度和对日本商人贩卖鸦片的默许中,看出了于芷山的政治立场,因而在于芷山会见他时,对其极力吹捧并加以诱惑,称赞于芷山不为张学良的“威吓”、“迫胁”所动,对日本方面采取了“友好、亲善”的态度,并趁机鼓吹“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滥调。在晚间的宴会上,他又对于芷山大讲所谓“满洲的光明前景”,并就当时的“局势”同于芷山交换了意见。用河本事后的话说,这次会见是“初交如故知”,“极为融洽”。于芷山也向河本明确表示,他丝毫没有抗日的想法,愿意和日本人共同镇压东边道一带的抗日力量。同时,他还希望河本大作能从中协助,乞求关东军在军饷和军需方面给予援助。

  河本大作山城镇一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回到沈阳以后,迅速将其在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向关东军干部部、政务部及驹井作了详细汇报,并转达了于芷山的请求,催促要抓住时机,加快与于芷山的联合,以武装占领西安煤矿。12月24日,河本大作在沈阳办好由省实业厅颁发的正式训令,和实业厅第二科科长安集桐、于芷山的翻译冯继光一起重返西安县。与此同时,于芷山将西安县公安局长戴东藩调至山城镇谈话,迫其向河本大作妥协。

  12月26日,河本大作返回到西安县,一方面与县政府及矿山有关人员交涉“接收”事宜,另一方面进行“接收”后矿山机构的安排。河本大作任总办,安田勇造任经理,设采矿部、营业部,分别由日本人山本庆治、中岛规矩夫、竹内善太郎担任负责人,并做好以武力强行占领矿山的各项准备。

  河本大作将其一行分为两组,一组由安田勇造、竹内善太郎带领急速奔赴山城镇,请求于芷山迅速派出武装部队协助他们对矿区实行武装占领。另一组由河本大作率领,于12月27日清晨,带枪支和信鸽急速奔赴矿山。

  西安县商务会长、农务会长兼保安队长常永林,得知日本人要武力强行占领矿山,立即率领保安队埋伏在通往矿山的山腰上,以阻止河本大作武装占领西安矿区。这时,汉奸于芷山派骑兵队赶来,迫使常永林改变作战计划。

  12月27日,河本大作等人在于芷山的骑兵队保护下,完成对矿区的武装占领,西安煤矿沦陷。从此,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勾结在一起,开始对西安煤矿疯狂掠夺,矿工也开始了长达十四年最悲惨的生活。

  河本大作与西安煤矿

  辽源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天省实业厅训令档案载:“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属官商合股组织……,经省实业厅委托,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维护现状,避免危险起见,委派日员河本大作前往管理……”

  河本大作,日本兵库县佐用郡人,生于1883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投效关东军任下级军官,先后在派驻东北、内蒙古的关东军部队里任参谋、联队参谋长,1917年任日本政府驻北京大使馆武官。1921年,河本大作奉调回国,任工兵部队联队长。1924年,又到我国东北,出任小仓联队中校副队长,1926年3月升为上校(大佐),担任关东军总部高级参谋,负责情报工作。1928年6月3日夜,河本大作指挥工兵队,秘密在沈阳皇姑屯站三眼桥下埋上炸药。6月4日早晨六点,待张作霖的专车开到桥上,关东军工兵引爆炸药,轰隆一声巨响,黑烟飞起二百多米高,张作霖身负重伤,旋即死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为满足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亟待解决能源补给问题。9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河本大作带人接收西安煤矿受挫。12月27日,河本大作等人在于芷山的骑兵队保护下,完成对矿区的武装占领,西安煤矿沦陷。

  河本大作接收西安煤矿后,对矿山机构进行全面改组,取缔原来官商合办的一切机构,更名为“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河本大作任总办,安田勇造任经理,设采矿部、营业部,分别由日本人山本庆治、中岛规矩夫、竹内善太郎担任负责人。同时,在矿区设立宪兵队、守备队、警察队,各矿井均设有保卫系等特务组织,开办“思想矫正院”, 与汉奸勾结在一起,对抗日势力进行血腥镇压。

  河本大作为巩固对西安煤矿的统治,推行“以华制华”政策,“西安炭矿理事会”吸收部分华人担任理事、监事、干事等职,也允许把头、职员和其他华人在“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入股当股东,到1932年4月,矿山股份中日资已占59%。河本大作在西安煤矿实行管理矿工的“把头制度”, 以巩固和强化对西安煤矿的统治。他先后在泰信、大成、猛虎亮、富国等十余个矿井扶植了42个大大小小汉奸担当“把头”,每个大柜的大把头往往管辖500--2000人。“把头制度” 的实施,不但强化日本人对矿工的管理,还把矿工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怒火转嫁到中国人的“把头”身上。

  从1932年1月起,河本大作主持对西安周边进行全面地质调查,绘制矿区地质图,并亲自主持制定“西安炭矿发展五年计划”。河本大作还亲自出马游说,从日本政府和大财团及侵华日军后勤部门募集大笔投资款项,连续开发猛虎亮坑、富国一斜坑、二坑、三坑等坑口,使煤炭产量迅速提高,到1934年年产量已达到45.5万吨,同年,西安煤矿全部被日本人侵吞。由于河本大作在西安“功劳”突出,日本军政各界对其日益器重委以重任,1933年3月16日,河本大作任“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理事。1934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统一管理东北、内蒙古的煤矿,在伪新京(今长春)成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河本大作被任命为理事长,同时仍兼任西安煤矿总办。“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管辖包括西安、阜新、通化、鹤立岗(今鹤岗)、蛟河、八道壕等17座煤矿,是伪满洲国最大的产业之一。日本侵略者曾在辽源矿务局门前建座河本大作铜像,底座上题有“众望攸归”四个字,在辽源市龙首山公园里建座“河本亭”,极力为这个双手沾满中国矿工鲜血的魔鬼歌功颂德。

  1941年12月,驻山西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请河本大作到山西经营日军垄断下的“山西产业会社”株式会社任社长,仅1944年一年内三次向日军“捐献”7架飞机,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山西帝王”。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故继续留在山西,充当阎锡山反共帮凶,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捕。河本大作是解放军逮捕的日本人中最重量级人物之一,1953年死于太原监狱。

  日本在东丰县设日警始末

  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奉天交涉公署发给东丰公函第122号宣称:“日人在奉省设警所一事,确系违约行为,前经本署将各处日警名额审理年月,警所驻地等调查明确,当即汇呈外交部提向日使,严重抗议在案,近查前项调查历时已久,不无变更,亟须重新调查,以便呈部继续交涉。”

  民国四年(1915年)沈阳日商延寿堂药店被炸,日领事馆借口保护侨民,不待中国政府允许,公然在奉天城、法库门、锦州、义县等地强行擅建警察所。民国五年(1916年)十一月,日本人又借口驻郑家屯日军遭中国驻军枪击事件,肆无忌惮地在郑家屯、昌图、盖平、八面城、农安等地增设警察出张所。这两次中国军民义举事件发生后,军阀政府对日人趁机建警则不闻不问,直到11月8日民国政府外交部函电奉天省长并转饬吉林省长时,方知“设警地点前据奉吉两省报告,仅有梨树、海龙、奉天大东门、大西门,德惠县张家湾,以及拟设派出所之牛庄、锦县、营口等八处,而日使来部称,已设日警地点有二十余处。”

  民国六年(1917年)十月二十八日,日人森喜一郎、林幸十郎来到东丰,租居乐春园饭馆,扬言在东丰建警察出张所。消息传出后,11月3日县知事谢桐森电函奉天辽沈道尹、省长、交涉公署:“访问日本有在东丰派驻警察二名之传,严密调查,尚未来县。”11月14日午刻,日本人去县署,自称为“东丰大肚川警吏铁岭领事馆事务委员”,要求在东丰设立警察出张所。谢知事以“即无省长命令,又无此等条约”,严辞拒绝。事后,谢立即分电于奉天辽沈道尹、奉天省长、奉天交涉署,吁请交涉,并候示处理办法。16日,谢又电告:“与日人迭开谈判,严辞拒绝,该日人允许暂不进行,听候我国与该国领事交涉。”11月25日,铁岭交涉署回电:“日人任意添派大肚川警吏,实属侵我警权,希严辞阻止,妥为保护。”28日,奉天辽沈道尹兼营口交涉员公署训令东丰县知事:“事关国权,万难承认,万一实行设置,仰即一面严辞抗阻、勿稍退让,一面驰报本署。” 30日,奉天全省警务处再发指令:“候呈请省长转饬交涉转派员,向日本总领事严重交涉。”一时,南起营口,中经沈阳、铁岭、北至东丰,维护主权、警权之举鹊起,“迭开谈判”、“舌敞唇焦”、“与日力争”。

  11月末,日驻铁岭领事馆在“一味藉辞推宕”之后,照会铁岭交涉局,首谈:“查近时本帮人居住往来在东丰县者,日见增多,有保护取缔之必要,故派警察出张所,驻在该县。”继称:“查敝国在贵国有领事裁判权,此种裁判权本属人的性质,与之伴随的警察权,其作用自及于地方。且贵国警察制度未臻完备,鉴于现状,实为遗憾,不得已对于本帮人往来频繁地方,特派分驻警察官吏,认为保护之必要,贵方所谓条约违反及侵害警权之事,毫无存在。若贵国司法及警察制度王权改良。我领事裁判自必撤废,否则,必须继续办理。关于尊处照会要求撤退出张所及增派警察之事,不能许诺!”对这样明显违约、蛮横的殖民者行径,东丰县谢知事据约驳斥,在给转来此文的铁岭交涉局长朱光忠的呈文说,查中日《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条约》第五条载明:“日本臣民应服从中国之警察法令”等语。兹该领事违背不顾,反借口“领事裁判权本署人的性质,与之相伴之警察权其作用自及于地方,明知违约,难逃公论,其所来之林幸十郎,自经知事严辞拒绝后,现乃变其警吏名目,自称为铁岭领事馆事务委员、驻在大肚川”。在呈文的末尾,谢剀切陈辞:“溯查彼邦谋我,不遗余力,稍行退让,即坠术中。”寥寥数语,可谓振耳发聩。然而,那些道尹、省处、署等并非聋聩。均因仰人鼻息,而无意短其强横,逐其奸警。另外,该日领所谓:“居住东丰者日见增多”纯系夸大。到该年底,东丰日本人不过十四人,由此而建警察出张所,惑言增多,捏词保护,显系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民国六年(1917年)一月二十三日,日本人公然无视中国主权,于居处悬“警察出张所”木牌。谢知事得警察所长王宝源的报告后,当即前往该处驳辞抗争,备忘录如下:

  谢桐森:“一月二十三日,见贵屋门前挂有警察出张所木牌,不胜诧异,从前曾与林幸先生谈过暂不挂牌,何以不待解决,又复背言悬牌,请即撤销以符前言。”

  林幸十郎:“前允听候贵国交涉终结再行挂牌,言诚有之,但现奉敝国领事命令,嘱令悬牌,前言自归无效。”

  林幸十郎:“既不退让,我已挂上,不能取消!”

  谢桐森:“不论林幸先生取消不取消,敝人绝不承认为警察所。”

  林幸十郎:“现在柳河、海龙、山城镇、辉南等县,均有出张所,县知事并未过问何以贵知事独对敝国警察极端争执?”

  谢桐森:“并非争执,我国警权所关,约法所系,鄙人担负一县之责,我国权限攸关,是以不能退让!”

  林幸十郎:“既贵知事不肯退让,暂缓三天,我给领事去信,如果允许,将此牌取消,自无不可,我你服从性质,不能做主。”

  谢桐森:“三天之内,不论领事有无命令,必须将牌取消!”

  林幸十郎:“届期再酌。”

  正当面对面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2月17日,奉天辽沈道兼营口交涉员公署发出第18号训令:“日人在东丰设警问题,现归中央核办此案,并据铁岭交涉局呈报,已资部一并抗议。”至此,一场尖锐斗争便被腰斩。所谓中央,即是卖国求荣唯日人马首是瞻的北洋政府。所谓外交部,即秉笔签订出卖东北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的陆政祥所执掌的部,这些豢养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国贼,当然不会对其主子利益有任何“侵犯”。所以,名归“中央核办”实力架空地方的抗阻实力,束缚地方官员谈判手脚,使地方官不必念兹,在兹,而对日建警则听之任之。民国六年(1917年),张作霖宣布奉天省与中央脱离关系,但投靠日本起家的军阀政府,对此更不会“妄加阻挠”了。

  4月21日,林幸趁着力阻日本人建警察出张所的谢桐森卸任另就的时机,改租县城东关于姓市房四间,于门首重新赫然悬挂“铁岭领事馆大肚川警察官吏出张所”木牌。新知事章运熹在接到警察所长辛青山报告后,一面具文呈报,一面派该所长前去“严重交涉”。然而,林幸态度骄横声言:“来东数月,交涉迄未解决,所设立出张所已报成立,刻未奉领事馆命令,断难擅自取消。”对此,章运熹除了“等因奉此”将情况上报交涉署。并符以“此案已归中央核办”为已开脱外,便是“详查日员等纯以保护日侨为词,尚无其他举动”。无异,章运熹知事焉能日人建警系包藏祸心之举,只缘此公洞悉“中央”意图,心照不宣,乐得无事。6月,奉天警务处突然发出指令:“林幸十郎、森喜一郎即未离县,应先索验护照。”此举虽然已晚,但亦不过官样文章,林幸对此竟不以为意。辛青山在给知事的呈文中,叙述了查验护照经过:“据称伊等系面奉铁岭领事馆命令,来东设立警察出张所,并未发给护照,亦无正式公文。”

  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奉天交涉公署发给东丰公函第122号宣称:“日人在奉省设警所一事,确系违约行为,前经本署将各处日警名额审理年月,警所驻地等调查明确,当即汇呈外交部提向日使,严重抗议在案,近查前项调查历时已久,不无变更,亟须重新调查,以便呈部继续交涉。”这时,各有关部门不再“饬令”知县“严辞抗阻,勿稍退让,事关国权,万难承认了,代之以杳无希望自欺欺人得”,继续抗议,“个积年累月得例行公事的调查。”东丰先迁三任知事心领神会,不再与日警交涉。而是把日本人警所即成事实,按月向上呈报。10月12日,县知事裴焕星在给奉天交涉署的复文中,依式填表之,“东丰县城,现有日人警察官吏出张所一处,内设警察宫畸半助一名。”

  一场时历四秋,东丰日人擅建警察管事务所的斗争,以日人的强行建立和腐败无能政府的默认造成既定事实告终。两个既无护照又无正式公文的日本人竟能在中国领土上建立起日本警察出张所,十二年后,“九•一八”事变中日军所以长驱直入、几个月内吞并了东北的原因便不刃而解了。

  留下西安县影像的日本记者松本丰三

  在伪满时期西安县(今辽源市)留下的影像中,有不少下方标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照片,并写有作者的名字—松本丰三。

  日本侵华前对西安县(今辽源市)进行的所谓“考察”,是以记者身份进行的间谍活动。自19世纪末,日本人便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1924年,满蒙印画协会成立,自此日本人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摄影考察活动,足迹遍及东北、内蒙、北京、山东、湖北、湖南、西藏、云南等地,拍摄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的地理、地貌和建筑。有学者研究表明,日本为达到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野心,向中国派出了探险家和学者对中国的各个方面进行严密调查,同时,通过媒体向国民介绍中国的情况,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条件。

  日本侵略者通过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同时也陷入了空前的国际孤立境地。为扭转国际上孤立的不利局势,日本侵略者开始意识到对外宣传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艺术宣传所展开的柔性诉求有助于增加日本侵略者的亲和力和欺骗性,以此来缓解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们利用摄影出版物大力美化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为奴役东北三省的中国人民服务。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出版的各类摄影出版物共有30多种,《满洲概观》便是其中之一。《满洲概观》是一部系列摄影作品集,由当时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作品集为16开本,精装印刷,出版时间为1936年至1939年期间。摄影集中收录的数百张照片,全面展现广大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城市交通、文化地理风貌、名胜古迹、自然风景、民风民俗等生活场景。从摄影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该书水平较好,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收藏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东北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这些图片,大部分是由日本著名记者松本丰三拍摄的。

  1933年至1939年,日本著名摄影记者松本丰三以为日本满铁公司“华北交通”从事铁路设施调查的名义来到东北。1935年前后,松本丰三来到西安县,在西安煤矿、西安县城留下大量摄影作品,其中有部分纳入到《满洲概观》。这些作品包括西安县全景、西安县街景、西安县饭馆、西安县菜市场、西安县火车站、伪满西安县公署、原伪满国高(今实验中学)校舍、西安县东吉门、西宁门、西安县龙山公园、、福寿宫武成殿、魁星楼,以及西安煤矿露天矿、西安煤矿矿工住宅区等。

  1940年前后,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将松本丰三拍摄的10余张西安煤矿作品印成贺年片一套,广泛发放,这是辽源地区发行的最早贺年片。该贺年片大肆宣传“东亚共荣”、“日满一体”、“王道乐土”,竭力掩盖对西安煤矿的法西斯血腥统治和给西安煤矿工人造成的巨大灾难,美化其侵略罪行,以此欺骗世人。1950年,松本丰三死于日本。

  日伪时期的西安县公署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并在东北各地设立各级伪组织。初期为共和制,一年后改为“满洲帝国”,实行帝制,实为日本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全境实行“日满一体”的经济政策,西安县(今辽源市)沦落为伪满傀儡政权统治,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

  1932年,西安县国民政府改称为伪满“西安县公署”,直隶于伪奉天省公署。

  伪奉天省公署重新划分西安县地界,实行并区、并村制,在驻西安县日本军事机构操纵下管理全县境内的一切事务。西安县公署改知事为县长,县长由中国人担任,由日本人任参议官,而日本参议官是实际管理者。日本特务机关派日本人在伪满西安县公署各局各科充当副职,对伪满官员实行直接监督、控